台詞名句

近期被聚賭課題纏身的在野黨的黃州議員被詢及相中人是否是他時，他拒絕評論，並稱自己還在努力回想這是哪裡、還有幾時拍的？耍了個“太極”招式，要人閉口不要再追問，自己也當起了隱形人。

“我要先回想……，看是不是我，是甚麼時候拍的，甚麼地方拍的”，這樣一句話，就跟幾年前，資深律師林甘疑幕後操縱大法官的短片曝光後，後者指著相似度99%的影中人說：“那個人看起來像我，聲音像我，但不是我”，感覺很相似。

就算是像又怎樣？我沒承認，你也奈我不何，說話的高招就是打死也不要認。

哪像影壇大哥成龍當年有了婚外情，對方還為他生了個“小龍女”，成龍就事件回應說：“我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。”他是認了，卻也說錯了話，一次錯話，造就了他往後說甚麼，都被人看作是不經大腦的“錯話”。但在兒子房祖名因吸毒出獄後，我記憶中，他講對了一句話。

媒體問成龍，是否曾就此事責備房祖名？他說沒有。因為房祖名的這一個污點，會永遠跟著他，不時會被人提 起再提起，就像是他那一句：“我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”一樣，明明就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但因為他們是藝人，污點就成了媒體說事的把柄，久不久再炒作。

有些事，一旦被曝光，或許曾因時間而被世人遺忘，卻也會因為時間而被記起。

好比林甘的精典名句，被在野黨在不同的場合轉述了幾千萬次，即便最後變成了老梗，但民眾依舊很受落，明明已經聽了好幾十回，但還是會報以掌聲及笑聲，就像看周星馳精典諧劇一樣；如果執政黨知道如何掌握演說的魅力與技巧，或許，黃州議員的台詞也會與林甘名句一樣受落也說不定。

年復一年，不停地被搬上台面暗諷，抱持阿Q精神換個角度想，也許是提升知名度的轉機。管他正面還是負面，可以紅就好了，不是？

回憶裡的叮噹

小時候最喜歡看機器貓小叮噹漫畫，放學回家後，功課都不做就跑到隔壁書攤，把零用錢交到書攤老Uncle手中，就可以窩在漫畫書堆中翻閱小叮噹，過了晚餐時間都不回家，媽就會拎著雞毛掃尋人。

那個時候，真覺得自己像大雄，我們都有著一樣兇巴巴的媽媽，只不過因為我是女生，所以我沒有小叮噹。

當時有好長的一段時間，我都會盯著書桌抽屜發呆，想著小叮噹會從裡面出來，但隨著年紀的增長，小叮噹的回憶也漸漸被埋在童年的記憶裡，來到成年以後的現在，小叮噹也成了哆啦A夢，感覺就像是分手後的戀人，熟悉的陌生人。

直到最近，到戲院看了《Stand By Me哆啦A夢》，關於小叮噹的回憶也從記憶中翻箱倒柜涌出。看著小叮噹和大雄初相識、小叮噹第一次吃銅鑼燒、小叮噹拿出竹蜻蜓與記憶麵包、任意門……在笑 聲與眼淚中，我也第一次搭上自己專屬的時光機，所有小時候看漫畫的記憶、或是與弟弟爭著電視搖控卡通的回憶全部回來了，一時之間很難承載這些曾經的美好， 難怪明明是一部卡通動畫電影，身邊卻一直傳來“吸吸嗦嗦”的吸鼻涕聲。

喜歡小叮噹的，都曾經有過那樣的欲望，想要任意門、竹蜻蜓及記憶麵包，想要小叮噹，想把他的四維空間口袋佔為己有，想要時光機，想要改變碰不到的未來。

當看到小叮當與大雄來到未來，想盡辦法成功撮合未來的大雄與靜宜後，聽到長大後的大雄向小時候的大雄說：“哆啦A夢是大雄小時候的好朋友，所以你要好好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”時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小時候最想要的其實是像小叮噹那樣的好朋友。

（光明日報／記者室‧文：張欣薇）

安華的避風港

事隔7年，再一次踏入安華的住家，只是這一次，安華不在家，在牢房，他的孩子們，為了親愛的爸爸，特別召開記者會，交代後續行動。

記得在2004年的7月，安華被指二度涉及肛交案後，我跟好幾名同行，每天都駐守在安華的住家外，那個時候的目的，就是等待1998年蒙面特警入屋捉人的事件重演，守著可以目睹安華第二次被特警逮捕的畫面。

結果，安華是在回家的途中，與住家僅隔一條街的距離，被特警攔截帶走，剛好輪完班要回家的攝影"狗屎運"，在路口目睹這一切，拍到了世紀大獨家。

安華在獲釋後，與妻子在住家院子召開記者會，數百家國內外媒體擠滿了院子，聽他說，這次的指控是政治陰謀，那一次，也是在安華住家外"露宿"多天以後，第一次有機會探訪安華的家，之前幾次也只是在借用保安亭廁所時，偷瞄了幾下！

7年後，依循著記憶中的路線來到安華的獨立式洋房，他家外面的空地還在，記者會地點也是落在同樣的院子裡，牆上的畫還是一樣，沙發還是暗紅色的，洋房的結構，裝潢視乎還是一樣，沒有改變。

唯一改變，這個家又少了安華。

體罰不罰

小學記憶裡的體罰小兒科是罰站，最常見的是拉耳朵及鞭掌心。

挨鞭前，雙手總會相互搓揉至發熱，或是在手心涂上厚厚的膠水，忘了是誰說的，這樣被打，不會很痛。鞭子未落下，手就忍不住先往下，下意識的逃避，可惡的老師還會因此再加多一鞭，越想逃，要承擔得更重。

剛開始被老師打，都會回家哭訴，想要爸媽的安慰，可是每一次換來的都是阿媽的“雞毛掃”侍候，刷了幾下屁屁，怪你太愛玩，書沒讀好。再後來，被打也就不算是甚麼大事，那是自己犯了錯，考試考不好，比起藤鞭，鐵尺鞭手背比較難熬，數學錯一題打一下，痛死了卻不敢哼一聲。

曾經有同學被體育老師罰鞭腳板，被迫在全班面前脫鞋，還要被笑襪子破了個大洞；6年的小學生涯 裡，唯一一次有家長到學校興師問罪的就是國文老師罰同學錯一題，要拉五下耳朵，每一個人都罰拉了好幾十下。放學回家時，大家軟著腿沿著小山坡抵達校門後， 因為學校正在新村的小山谷裡，返家的路必須再走過一段斜坡，好幾個同學就因為腿軟相繼臥仆在地，擦傷了掌心及雙腳。

國文老師的體罰在村裡引起了小轟動，也成為咱這些記仇小學生心中，最討厭的老師。但在事隔多年的今日，再回憶，手指曾經被鞭打至瘀青，還有拉耳朵跌倒的擦傷都成了重要的童年笑話。

不確定是從何時開始，孩子被鞭一下都要到學校興師問罪會成了家長文化？越來越多體罰學生的新聞相繼見報，政府亦計劃擬定新的兒童法案，將鞭打孩子或學生列為刑事罪，老師可能因此被視為刑事犯人，卻沒有人去理解，適當性的體罰其實也是一種教育？

在愛的教育前提下，適當體罰可以糾正學生不當的行為，避免人格偏離發展，也可以防止“草莓族”的擴大，惟教育工作者必須認清體罰的迷思，體罰是懲罰教育而不是故意羞辱，是施教而不是施暴，適當的體罰最後也可以是學生成長的回憶。

（光明日報／記者室‧文：張欣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