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光明時代：人肉GPS

十年前，當記者最不能缺少的不是手機，是地圖。

那個時候，沒有google map，沒有GPS，也沒有waze，即便手中握著採訪地點的正確地址，門牌路名郵區編號通通齊全，但對我這個初來大都會報到的鄉下妹兼社會新鮮人而言，新駕手上路，不懂就是不懂，沒有人指路，就是死路一條。

當時，幾乎大部分媒體的車上都會有一本比電話簿再薄一些的雪隆地圖，惟雪隆交通發展迅速，地圖的更新總比不起哪裡建的高速大道或高樓，圖中顯示還是大草場，現實已成百戶住宅區，找地圖，用打電話的還要快而准，難怪有句俗語叫“路在嘴邊”。

網絡未發達時期的記者標准作業模式，就是前一晚先撥電話到辦公室查問第二天的採訪工作（現在可以上網Check工啦），遇到陌生的採訪地點，就會先查看同工的攝影記者是誰，對方如果也不懂方向，就要聯絡受訪者，再不然就要逐個報館向同行探消息，誰人明早跟我同工，會不會去那個地點？

往往，為找一個地方，就得打好幾通電話，花了好多電話錢！那個年代，手機通話費很貴呢，我還是用預付卡，講下講下沒錢了，還要去加值，最怕是找路途中遇到通話餘額不足，頓時就變成世界末日，超人與蝙蝠俠都在忙著比拼，誰人可以來打救我？

有的有的，就是郵差！迷路的時候遇到這一輛印有POS字眼的紅白藍摩多經過時，就像似天洒一道曙光，十年前的治安還算“干淨”，攪下車窗問路也不怕被劫被砍，和平的社會少了互相防範，大家都特別友善，好幾位同行包括本人在內，都曾遇過好心的郵差先生把我們帶到目的地。

印象中，也有人向德士司機求助，然後尾隨司機車尾抵達採訪地點，至於有沒有補上德士費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現在有了waze，甚麼都變成沒關係，人家問你會不會來？你就答：我有waze或是GPS，應該沒問題，還會教我避開塞車路況呢！科技的便利讓我越來越依賴電子地圖，不再記得路名，甚麼時候要轉左，十字路口旁會有甚麼建築，也不再分心記住，只要跟著電子地圖那藍色的指標准沒錯，雖說最終都是安全抵達目的地，但其實這條路到底是怎麼走過來的？還真的沒印象。

突然有點懷念，那個時候，隔著電話筒，聽著對方說：經過三個交通燈後，轉右再直走，你會看見左手邊有間小學，然後會經過霸級市場，當右手經過xx油站時，你要注意囉，慢慢靠右，油站算起第三個路口轉右，就是jalan xxxxx了！我都會將指示寫成小抄，貼在方向盤上，依著人肉GPS完成我的採訪旅途。

我的光明時代：法庭緣

2003年6月13日，我這個菜鳥入行一個月，遇到轟動國際的大案子:美少婦王麗涓在購物中心停車場被擄拐及姦殺、燒屍案。兇手是飛機清潔公司主管，在事發幾天後就遭警方逮捕延扣調查，同年7月3日被控上八打再也推事庭。

那一天，各報媒體在接到消息後，一早就在法庭守候，但枯等到中午，提控程序還末開始，原來在辦公室的我，隨意外組組長到現場見識大場面，犯人被拉上庭，一群攝影蜂擁而上，就像看港劇那樣真實及刺激（菜鳥沒見過大場面嘛），只是十多年前的八打靈推事庭只是阿答屋一間，而大馬媒體的人數再加外電也只有二、三十人。

印象中，這似乎是安華在1998年第一次被控肛交後，又一宗獲國際關注的法庭大案件。

那一次之後，似乎與法庭有了不解之緣（?是孽緣？）。主管先是讓前輩欣瑜帶我跑一趟吉隆坡法庭，了解法庭程序，從提控、辯護、供證、表罪、下判、上訴，手中都會有一張前前輩留下來的小筆記：M是推事、J是法官、OKT是被告人、DPP是主控官、DC是辯護律師、TT是被告被捕日，表罪成立後有哪三個選項，被告不認罪的話又可以怎樣，一堆的專業名詞，記熟了也方便日後採訪。

王麗涓被殺的同一年，又有一名兼職女公關諾麗達被發現全身赤裸，雙手被綁，臥屍房內。主管要我全程跟進此案，從嫌犯被控、審訊到表罪，雖然法庭新聞是上課時老師完全沒有教過的一堂課，但因為有實戰平台讓我學習，很快就掌握了採訪法庭新聞的技巧。前輩當初帶我遊了一次，法庭從此成了我採訪生涯中，最常“光顧”的地方。

小菜鳥之後跟進的案件有安邦再也市議會主任被控貪污、顏碧霞被控虐待女佣案、兩姐妹與兩少年被控謀殺澳籍繼父案，還有神廟主持虐待、少年殺補習老師女兒、“鋼鐵大王”謝英福涉及的貪污案、趙明福屍庭、霹靂州大臣雙胞案、安華二度被控肛交、“四眼仔”鎗殺阿馬銀行（Ambank）創辦人、DJ母親被殺案、董總案等，大大小小的法庭案件都是一種學習，不論是工作，還是人生觀念上；別人的人生，間接成了你人生的借鏡，不論是法官、被告、律師還是供證者，他們之間的問與答，都會讓你進一步去思考“為甚麼”？

我一直都覺得，跑法庭是一個很專業的採訪工作，跟進失信、貪污案時，需要有金融常識；強奸、謀殺則得要有生物科學，甚至對人體結構、陰道肛門精子卵子都要很清楚，還要懂憲法、社團注冊法令、刑事程序及刑事法典其實是不一樣的；國語是法庭通用語言，但更多時候講的都是英文，記者在消化以後還要將複雜的案情簡化成易懂的文章，一旦錯誤詮釋，可能還要背上藐視法庭的罪名。

但無奈，這樣的專業總是被漠視，而記者的命運似乎都是這樣，寫好文章就是理所當然的責任。

我的光明時代：忘了帶錢包

當記者的，如果忘了帶錢包出門，怎麼辦？

還是記者菜鳥時，沒車代步，每天必須從蕉搭公共巴士到富都，再轉車到採訪地方，搭車比開車需要多花上一至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每天都被迫早起，然後精神恍惚地上車，遊神似地抵達目的地，直到記者會開始才會真正醒過來，但內容太悶，一不小心又會神遊了。

早上的生活總過得匆忙，也容易丟三落四，一次抵達中央藝術坊後，才驚覺自己忘了帶錢包，翻找了背包好幾十遍，沒有就是沒有，長褲裡僅有的零錢，就剛剛用來搭這一趟車了，而這裡只是我的中途轉站，我的目的地是舊巴生路啊！忘著四週陌生的臉孔，會有好心人會相信我這個貌似學生妹，真的只是單純地忘了帶錢包出門嗎？

再慌也只能假鎮定，當時認識的人不多，手機聯絡簿裡也只有那麼幾個人，想起了介紹我入行的電腦老師，打了電話吵他起床（我是沒禮貌學生），向他求助，老師人真的很好，快速趕到現場，不但借我了我一張五十塊，還把我載到採訪現場，當年的大恩大得，讓小女子我至今沒齒難忘！

其實，忘了帶錢包這回事，應該每十個人裡，就有一個人曾遭遇過吧？像我的人生中，就發生了好幾次，你或許會說，沒帶可以回家拿，或者跟朋友借，再不然還有信用卡（喂，信用卡不是都夾在錢包裡嗎?），大不了再開車回家拿就好啦！

沒帶錢包，真的不算甚麼大事，只是人生糊塗事又記了一筆。

不過，我前輩更扯，錢包沒帶沒關係，過收費站時才發現沒錢，找遍身上車上，一仙都沒有，硬跟收銀員求情，不給過就是不給過，當時已深夜，車流量不多，沒人響鳴，對方還真的堅持要收過路費。前輩說他就倒車，調頭，在沒有GPS，手機也不能上網的年代，他就糊里糊塗地開到回家了，還真的一分錢過路費也無需給。

所以啊，當記者的，車裡、身上甚至是包包裡都要有些暗格藏錢，若真的忘了帶錢包，還有“後備金”！沒錢在身沒飯吃沒關係，現在只怕過不了收費站，還不了停車費，所以遇到有同行忘了帶錢包時，我都會願意幫忙，因為我就是吃過苦頭的過來人啊！

我的光明時代／性感小野貓

這是一個誤會很深的故事，而故事的始源得先從新丁說起：

“你好，我是光明日報的新人，我是欣薇。”

忘了是哪一位前輩跟我說，作為新人，主動跟其他人問好，其實很重要。這是任何職場新丁的基本禮儀，第一印象或許無法代表你的工作能力，但第一印象在人際交往中有著重要作用，自信（不要過度）及保持微笑的介紹自己，這是我在菜鳥時期最主動的“謙卑”。

後來成了人家的前輩，我也常跟自家的新丁這麼說，說明些，就是先打好關係，哪怕記者會結束以後，遇到不明白的問題，基於你早前的“謙卑”及不恥下問，同行也會主動分享。如果你一個新臉孔，一直酷酷地坐在一個角落，沒人懂你是誰來自哪裡，卻在事後問人家一句：“喂，這歪鼻叫甚麼名字？”，SORRY囉，我只會給你一個白眼。

說回我的新丁日子，大約是上班一週後的某一天，我慣列向其他報前輩自我介紹時，南洋的前輩突然說了一句：“哦，你就是性感小野貓啊！”小野貓？還性感？“不是啊，我叫欣薇，光明的新人，上班不到一個星期。”我以為對方是認錯了人，再一次強調自己的欣，是欣賞的欣；薇是微笑的微，再加個草字頭，對方笑笑沒再說甚麼，但在之後的幾天甚至幾個星期，我似乎成了初識者傳說中的“性感小野貓”。

眼見我的疑惑，初識者都叫我回去問同事，我很乖，回到公司寫完稿，還真的問起坐在我對面的魁梧大兄ROBO，他張大嘴巴大笑，直言：“你是阿蓮（鄉下妹），哪是性感小野貓？哈哈哈......”為甚麼其他人都叫我性感小野貓？ROBO洪亮的笑聲把同事都吸引過來，大家一起開盅。

“JM之前就跟我們預告，即將有個性感小野貓會來上班，留著一個波浪金髮，長得不錯。”誰知道，這“性感小野貓”來公司上班一段日子後，每天也只是穿著襯衫、西褲及鬆高鞋，再配學生包，除了那頭波浪金髮，根本就是“村姑”打扮，哪來的性感哪來的時髦？但無奈謠言已傳開，造謠者是主管，要闢謠乃需時間再作澄清。

後來，我把長髮剪掉，換來個清湯掛面的學生頭，慢慢地，也沒人再喚我“性感小野貓”，而是“小野貓”或是“阿貓”。現在，會喚我“性感小野貓”的應該也只有資深攝影龍哥，沒出任務的時間，就愛坐在記者座位看著我們打搞，偶爾還會唱幾句“小薇”或是“路邊的野花不要採”。

龍哥在7年前已經退休啦，而這當年的這隻“小野貓”也變成了“黑肥貓”。

我的光明時代：第一天上班

2003年5月19日，是我第一天到《光明》上班。那一天，因為還沒有職員證，所以只能以訪客的身份在接待處，讓接待員替我撥通內線，通知單位有新人報到。

“妳跑甚麼組啊？”
“我們最近有缺人嗎？”
“不是才請了一批新人？”
“妳怎麼是19日才上班這麼奇怪？”

坐在一個還不確定會不會是我未來座位的椅子上，看起來（後來也確實是）很親切的佩妮，還有秀麗開始問了我好幾個問題。她們都是意外組的同事，對於我的一問三不知，兩人自行揣測，我應該會是意外組新成員，因為普通新聞組在三月，才剛剛來了三名新同事，秀麗也是那個時候進公司，而佩妮則是同年的一月，雖只是幾個月，但已成了我的前輩。

第一天上班就有了採訪任務，跟著秀麗到馬華投訴局，看見那一位傳說中的“Michael Chong”。那個時候，處理投訴新聞的政治人物不多，而馬華的張天賜因為有配合電視節目演出而出盡風頭。

那一天，幾個記者圍著一張大圓桌，桌子中間還有一壺茶，張天賜說了兩個投訴個案，投訴者也現身說法。無奈已是十年多前的事情，關於投訴內容，我怎麼也想不起來，只記得，一直以為第一天上班應該只是呆坐在公司看報紙的我，突然被派出採訪，還要是兩則新聞這麼多，說不忐忑，就是騙人。

秀麗說，記者外出採訪回到公司後，必須向主管匯報新聞內容，主任後來要我嘗試寫那篇較簡單的，秀麗就負責案情較複雜的內容。那個年代的媒體電腦操作只有大易輸入法為主，雖說學校老師有教，但要我即時使用大易寫文章還是沒辦法組織出來，只好先手寫，再依文章一粒一粒打字。

如此多舉一此，大大影響進度，秀麗稿寫完了也上傳了，而我還在打字，或許是看不過眼，也許是憐憫我第一天上班就要寫新聞，秀麗二話不說，要我讓位再接過文章，替我打起字來，順利趕在版位截稿前上稿，然後帶我到樓下食堂，與所有同事喝茶聊天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完成手上工作已是下午5點，我就這樣錯過了午餐時間。

這就是前輩說的，新聞記者三餐不定時的苦。

我的光明時代：作弊

光明吉隆坡總社出現人事調動，原來在同一組的同事各散東西，一時感概，借用了台灣電影《我的少女時代》的大標題，以《我的光明時代》緬懷我在公司的曾經，卻意外勾起離職多年的前輩一些舊時回憶，再以此題發揮，寫了一系列關於她自己的光明時代。

我的光明時代緣起於2003年，在加入《光明日報》以前，我其實沒看過《光明》，忘了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知道《光明》請副刊記者，所以托在《光明》當編輯的學院兼職電腦老師“搭路”去應徵，小小的會議室裡卻意外發現，有好幾個都是自己的同學。

報界的應徵免不了筆試及面試，筆試是回答問題兼寫作，之後就由管理層親自面試，聊一聊。

當時的副刊主任沒有將我們逐一隔開考試，一群人窩在同一個空間，我們幾個“認識”的少不了眉來眼去，再回想，我只記得問題問我F4是誰（那時，偶像劇流星花園當紅），還有出門七件事是甚麼及一些作家、畫家名字之類，而作文題目是甚麼？我已記不起來。

第一次面試，我可是將自己從中學到大專的得獎文憑都准備好，還有被刊登在雜誌、報章的新聞稿及實習作品與履歷一起呈上。面試我們的是當時的總編輯，看著她翻閱著我的作品，老實說，我可是信心滿滿，再問我平時都看誰的書，我說了劉傭、張小嫻，聊了幾分鐘就讓我回家等消息。

一個星期後，就在我邊玩手機邊上大號的尷尬時間，接到自稱光明日報助理新聞主任陳玉苗的電話，當下可樂了，心想被錄用了被錄用了，結果她說：“我們老總覺得妳比較適合新聞組，基於副刊與新聞組的性質不一樣，不知妳方便再來報館考試嗎？”

魔鬼欣薇在左耳怒吼還要再考試？天使欣薇則溫柔地說去吧去吧，最後當然是天使打敗了魔鬼，我跟陳小姐約好时間，再上門進行第二輪的面試，除了筆試及面試，時任首相敦馬哈迪剛好宣佈退位，所以我懂得歷任首相名單，但問到馬華第一任總會長，我答不上來，老師沒教啊！偷偷傳了短訊問朋友（以前的手機不能上網，簡訊也只能收十封），她的答案後頭還笑我：“在應徵是吧？”

問答題後，還要將一篇國文及英文新聞稿翻譯成中文，再寫一篇作文，題目是時事評論及為甚麼要當記者二選一，我選的當然是後者啦，新聞學老師清楚說過記者的使命及責任，再寫一些自己希望在加入《光明》的所得及期許，應該會是一篇好文章（是，我很臭美）。結果，我是順利被錄取了，上班的第一天看到我的同學就坐在副刊組，有點挫敗兼耿耿於懷：老總，妳干嘛選她不選我！

從此，在光明當記者就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是目前最長的一份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