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書

你有閱讀的習慣嗎？

自有記憶以來，我就很喜歡看書，特別是故事書。那個時候，學校總會有小型的書展，書商把書擺滿整個食堂，餐桌上，矮長凳上，我就挑自己喜歡的書，爸爸買單，在買書的消費上，爸爸從不吝嗇，愛唸的是媽媽，她受不了那小小的房間，堆滿書，很亂。（因為，女兒太懶，不愛收拾房間。）

記得有一次，我在廁所上大號，如常帶著故事書進去蹲屎坑，隱約聽到媽媽在跟人說話，聊天的內容好像有我的名字，憋著氣細聽，原來是老師到店裡買東西，我媽跟老師說我在大號，說我很愛看書，上大號都要帶著書，每一次都要很久才會出來......

雖知閱讀是美德，但與如廁扯上邊，就變成可笑。避免尷尬，我只好一直躲在廁所，等到老師離開了，我才踏出廁所，腳都蹲麻了。長大後再想起，覺得自己好笨，干嘛不站著等，而是蹲著？書看多了，也不一定會變聰明嘛！

到台灣念書時，除了學校的圖書館，我也常去社區圖書館借書，那是看書最勤的時候，一週可以看好幾本書，甚至會用紙筆記下優美的句子；後來有了平板電腦，很開心地下載了好多的電子書，卻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，不再看書，時間都花在手機或平板電腦的遊戲上。

從新聞轉組到副刊後，看書也成了工作之一，有時候是新書介紹，有些候是作家訪問，或者是受訪者之前出了一本書，可試著看他的書，多了解他一些，訪問也可以更深入；之前有位前輩出書，內容集合他過去幾年的專欄作品，記載著他的採訪點滴及現職的體會，給了我不少撰寫記者室專欄的靈感。

現在，因為工作需求，需要再看書，無疑是一件好事，軟性的文字工作，不看書，就是少了一些墨水，寫作無法洒自如，只好努力再惡補，彌補過去浪費掉的閱讀時光。

書是黃金屋，不無道理。

任海文：人傷我痛，人苦我悲

大馬慈濟慈誠委員任海文，曾經是二十多年資歷的媒體人，當過電視台主播，更早之前是報社的意外組記者。過去，為了套取更多的新聞內幕，他不惜撒謊、編故事假冒當事人的親信，為搶獨家博較佳的版位而千方百計，意外死傷對他而言只是數字，死的人越多，新聞越聳動，才是他所求。
前年，馬航MH370客機失聯事件發生後，他在為乘客家屬而設的“愛與關懷祝福會”跟著合掌長跪虔誠唱誦“祈禱”，想到家屬不想媒體攪局的焦慮和糾結心境，及過去在採訪線上肆無忌憚的自己，懊悔與悲憫交集。
從編撰浮華辭藻的媒體人，到用心體會、用手記敘人間經藏的文字志工，任海文為自己曾經的愚痴而懺悔。如果說，媒體人或廣告撰稿人的文字是用來傳遞訊息的媒介，現在的任海文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，傳播美善，發揮良能，為社會注入一股善的清流。
“人傷我痛，人苦我悲”，他說，這才是正確的心態。

“藍天白雲”是用來形容慈濟慈誠委員的藍衣白褲工作服。
在馬航MH370客機失聯事件後，任職廣告撰稿經理的任海文向公司請了一個星期的假期，長駐在乘客家屬下榻的飯店行動中心，協助慰撫家屬心靈的工作，也兼任慈濟在現場的文字報道。
他身上這一套“藍天白雲”宛如一張無需辯識的流動通行證，讓他在警衛嚴守的媒體止步區，及僅供家屬或特派單位人員走動的迴廊，自由來去。望著只能在大廳接待處守候新聞的各方媒體，他想起曾經的自己。
“看著他們，想起初出社會打拼，在平面媒體當記者的自己，愧疚瞬間昇起，復夾雜幾許不安。倘若還在線上，也沒學佛，面對這類千載難逢突發事件，可亢奮至不眠不休追蹤，事故越是峰迴路轉，越見慘重，越覺興奮。”任海文將當時的感慨寫成《懺愚痴》一文，如今收錄在個人新書《三字書》。
他在文中提及，以前負責採訪意外新聞而被派駐醫院、太平間，結果理出歪論，覺得病人與其被傷痛折騰不斷哀嚎呻吟，不如直接死去來得痛快；為了套取內幕消息甚至學會撒謊，矇騙案主家屬，讓他們毫無防備坦誠相告。
回溯當初為職責的理所當然，他不知何謂的“人傷我痛，人苦我悲”，反為成功揭人傷疤而沾沾自喜，這些都是記者對於新聞的噬血本性。
“所以，在MH370事故發生後，看到正在採訪的媒體朋友，突然有一種慶幸，我跳脫了這一個領域，不再是記者，而是慈濟人文真善美的志工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，用我的文筆做出妥善的報導。”
媒體工作者與讀者的關係，建立於新聞的聳動與銷量的追求，他說，媒體為滿足讀者需求，必須投其所好，但身為文字志工，他無需在文章中添油加醋，他的文字需要讓乘客家屬的情緒安定下來，報導的方向也以家屬感受為出發點，甚麼才是對家屬最好的  安排。
如果還在採訪前線，任海文可能要想盡辦法從家屬口中套取乘客生前的事跡，故事越催淚越好；甚至在大家還在尋找飛機，推測飛機失聯真相時，搶先報導哪裡有可疑飛機殘骸，嘩眾取寵，但現在，他的工作是聆聽者，也是安慰者，不必多話，只是借出自己的肩膀及耳朵，必要時再陪著他們哭泣。
他說，這是工作崗位的不同，沒有所謂的好與不好或對錯，但MH370事故彷彿給他一個“洗手革面”的機會，這一身的“藍天白雲”時刻提醒自己，今後處理新聞務必報真導正，誠正信實。

醫院，是任海文自懂事以來的第一個記憶。
三歲那一年，他發高燒緊急送院，醒來後卻是身處成人病房，說不出口的害怕，讓他在住院的幾個星期裡，只能用哭來宣洩，出院後，他常把自己想成是一台電視機，關掉電源後，完全黑暗，他看不到自己。
那時候，他總愛問大人：“你看到我嗎？”，然後自言自語接著說：“我看不見我自己，可是我看到你”，不知情者還誤以為這孩子是撞邪不成？但其實，黑暗反映著他對於死亡的恐懼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，要往哪裡去。
翻看任海文的童年照，就是個憂鬱的小男生，總是眉頭深鎖，看起來心事重重，與同齡孩子只懂得列開嘴大笑，有很大的差異。他說，他的童年一直被那黑暗的恐懼籠罩著，不愛笑。
“我不敢睡覺，因為眼睛閉上後，我就看不到自己，但我不懂要怎樣告訴大人，媽媽看我不睡就會打我，我只能哭，哭到累了就睡著，但因為缺乏安全感，我半夜都會醒來，摸一摸媽媽、爸爸，確定他們都在，我的小抱枕也在，才再入眠。”
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入學後，老師早上帶他去教堂，他下午去上佛學課，透過不同宗教信仰的課程，才知道一直困撓著自己的黑暗論，原來是自己對於生死的疑惑及恐懼，他不知道人死了要到哪裡。
後來，在報社當意外組記者，因為工作需要，他駐守在醫院、停屍房，接觸死亡，卻沒有再作更進一步的探索，直到母親中風入院，之後又奇蹟似的好轉，他帶著還願的心態參與短期出家課程，卻有了意外的收獲。
“短期出家讓我感受到心靈上的平靜，領悟到死亡其實只是一個過程，每一個人都會經歷，哪怕你是意外死或自然死或病死，既然這個過程還沒有到，我為甚麼要擔心？何不趁它還沒來的時候，把握當下，恆持剎那？”
似乎就在那一刻，任海文不再害怕死亡。“我將死視作為長途旅行，任何人終究會在那裡會合，在過去之前，我就想辦法讓自己活得充實、有意義就好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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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回任海文母親中風的經歷，某一天任海文在經過一名乩童的家時，對方突然告訴他，母親有一個劫，但四名孩子的福報會幫媽媽跨越劫難，不過要記得提醒媽媽少吃肉，多吃菜。
不久，他的母親就中風了，腦裡有一塊瘀血。
“當下，我就決定將媽媽從檳城的醫院，接到吉隆坡動手術，但媽媽腦中的瘀血卻在抵達吉隆坡醫院後，奇蹟似地消失，蘇醒後的媽媽還可以若無其事的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，她以為自己還在檳城。”
因為有乩童的提醒，任海文知道媽媽會跨過這一次的中風劫難，在媽媽住院期間，他曾到佛堂向佛陀祈願，願折壽換取媽媽健康，之後還兩度參加短期出家的課程，一次是為母親還願，另一次是為自己的探索之旅。
“那名乩童說過，媽媽的四個孩子裡，有一個會走得特別快，我當時還在想那句話的意思，看來指的就是在佛理探索的路途上，走得比較快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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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海文稱自己的書寫能力為良能，既然懂得書寫，就應該要善用文字的力量行善。
加入慈濟基金會這些年，他專注於環保、志工培訓及人文真善美的文字工作上，其實即便是打雜，他也願意，他說，他想要身體力行地去理解何謂人間菩薩道，從頭開始做起，用行動去領悟一些道理。
曾經，任海文打算出家修行，但因為考上了國營電視台新聞主播，所以放棄，而老天又給了他第二個機會，慈濟志工正是他另一個修行的管道。
離開新聞主播台後，他成為中文廣告撰稿人，工作忙碌，卻得不到心靈的滿足，還得要應酬刁難的廣告客戶，參與慈濟志工活動，是他當時用來調劑或是平衡生活的方式。那個時候，他經常處於“善與惡”的拉扯之間。
“像慈濟推崇慈悲心，要茹素，可是我卻要處理快餐店的廣告案子，鼓勵大家吃炸雞，心存芥蒂不知如何是好，隊輔得悉建議我發願，結果那家公司突然決定終止雙方合約，說來還真的奇怪。”
換作是以前，面對廣告客戶的興師問罪，性格倔強的任海文一定不會妥協，但一次聽到證嚴上人開示“心寬念純”，心寬不傷人，念純不傷己，讓他開始思考，將工作與“心寬念純”相結合的可行性，也成功減少與人在工作上的衝突。
他說，從懵懂無知到圓融攝受，續而承擔練至受證，修為歷程看似微不足道，卻也讓他看見習氣，認清自己。凡事退一步，培養心寬念純，修除煩惱習氣，若能心寬包容，自然體諒，也就能解惡緣，結善緣。


任海文簡介
馬來西亞慈濟志工任海文，現職中文廣告撰稿人。曾經是二十多年資歷的媒體人，當過記者、新聞主播、電台DJ、舞台劇演員、專欄作家，集合過去9年多的專欄文章重新修編，集合成一部《三字書》，將書本售賣所得全數捐予慈濟基金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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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那些人教我的事
說明一些，其實是採訪工作上的人物專訪，用文字記錄他們的經歷，也像似在給自己上了一課。有時候，從別人的人生去感受現在的自己，再想像未來的自己。

老照片

踏入數碼時代後，你有多久沒有翻閱家中的相簿了？

外婆在歲末時離世，大人在整理外婆的房間及遺物時，發現了好幾本相簿，瞬間打開了潘多拉盒，讓原來沈寂在哀傷情緒的幾個大人，回到記憶的最初，臉上漸漸恢復笑容。

媽媽翻到其中的幾頁，看到一個未滿一歲的女娃兒，覺得有點眼熟，問了旁邊的阿姨：“這女孩好可愛，是誰啊？是我女兒嗎？”；“你女兒啦，不然是誰？”我雖然沒看到阿姨的表情，但可以想像阿姨一定在翻她白眼，怎麼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認得了呢？

這些相簿其實都很陳舊了，但都是外婆的記憶寶箱，裡頭有她跟外公年輕時候的照片、親友的婚照、孩子的、孫子的、旅遊的，有一些還是媽媽自己都沒見過的照片，比如那可愛的女娃兒我的照片，但外婆都有收藏，可大部分都是早期的，最近這幾年的照片不多，數位化以後，沒人再沖洗照片，外婆也只能透過孫子的手機點擊面子書，才可以看到大家近期的照片。

攝影在踏入數碼時代後，的確帶來許多方便，特別是在新聞攝影這一塊，遇上重大、突發、緊急事件中，它的優越性更是傳統膠片相機所不及，攝記可以在第一時間內拍好照片再迅速發稿，哪像以前，我偶爾還飄當攝記的小跑腿，趕回公司送菲林，務求相片在截稿前可以出版。

現在？只要有新聞觸覺，手機拍一張，上傳系統都可能成為封面照。

以前總愛說，照片是最好的記錄，也是最珍貴的回憶，畢業前，總會向心怡的對象索取一張單人照留念，比起現在隨時可在社交網站看到對方的動態，把照片捧在掌心，掛在床頭，或是收到相簿裡，似乎比較甜蜜浪漫。或許，我是屬於老一派的。

去年八月杪，帶外婆到關丹尋親時，替她跟幾個老親戚拍了許多照片，一直說要沖洗給她留念，但就一直沒放在心上。。。。。。外婆，對不起！

文字新生活

“還習慣嗎？”這是近三個月，大部份人見到我，都會問的問題。

從普通新聞組的採訪記者轉任副刊專題記者已經超過三個月，雖說都是文字工作，但其實，還是需要時間去適應，那是一種新的文字生活，從文筆的運用到採訪節奏，都是全然不同的領域，需要重新再駕馭手中的那一枝筆。以前當採訪記者總是追著新聞跑，哪裡有新聞，就往那裡去，接著再追的就是下午4點截稿時間。

那個時候，最怕遇到下午的重要採訪，特別是某某人要在下午3點半或是4點才作甚麼重大宣佈，截稿

時限迫在眉睫，往往只有5分鐘的時間去消化某某人說了甚麼，再轉述成文字報道。

以前覺得自己寫稿很快，現在寫稿真的很慢，趕新聞時，一小時可以寫完一兩千字的報道；現在要寫 一萬字的專題，可能要耗上一到兩個星期的時間，從策劃可讀性課題，再進行議題設定、內容規劃，物色合適人選以後再準備訪問問題及資料收集，如果一個月只需 完成一篇專題，固然叫輕鬆，但如果一個月不只是一個專題，同時還要兼顧其他人物訪問、焦點採訪，也一樣得追著時間跑。

有時候，還是會想念那個站在前線的自己，今日事今日畢，趕完當日新聞就收工，再等待明日何事發生。

只是現在的我，可以選擇性寫自己想研究的議題，自由度相對較高，無疑也是一件好事。正因為曾任前線記者近十年，早已經厭倦政客的你虞我詐、宮心計，還不如將自己埋守在文字堆裡，寫自己想寫的故事，當個偽文青？（光明日報／記者室‧文：張欣薇）

記者的裝備

你問我，記者需要甚麼裝備，我說：紙、筆、錄音機。

不過，大部分時候我都不會重聽錄音機音頻，

訪問時盡可能抱著聽故事（八掛）的心態（較易記得），用筆記下重點，就無需再浪費時間費神重聽，所以，記者必須裝備是腦袋的記憶體，但偶爾還是會有當機的時候，如發白夢遊神，所以上述所提及的三劍客，可是後備武器。

還有手機跟網絡，除了通訊，等待採訪時可以上網、玩遊戲打發時間，亦可以用作錄音，或打稿工具，現在人人都可以當“狗仔記者”，也全賴於手機的多功能，拍照、拍短片，明明是文字記者，卻同時可以是攝影兼任視頻主播，但薪水卻只有一份，還要處於低收入群的那一份低薪。

那一次，跟東南亞自由業的戰地記者聊天時，他也提到記者裝備的重要，不過他的裝備比較特別，除了錄音筆、相機及錄影機外，還需要避彈衣及防毒面罩，幾次採訪泰國等國家的示威行動時，他都得全副武裝，而這些裝備的重量就已經超過20公斤，比潛水的裝備還要重，後者可藉水的浮力減重，但前者卻只能靠自己的力氣，撐著那幾十公斤追新聞。

戰地記者採訪的命喪率較高，是否也與這樣的裝備有關？人太笨重，遇意外時逃不了。

去年8月的淨選盟大集會，他亦到吉隆坡進行採訪，問起我們採訪時都帶些甚麼？我說，大馬示威都叫和平集會，應該沒有鎗戰，所以不需要避彈衣。“沒有防毒面罩？”他問，我答，就毛巾、牙膏跟鹽巴這些抗催淚彈的“偏方”，有些前線攝影會自備口罩，但也不是防毒面罩，真的發生事情，就只能跟一般民眾一樣，逃。

“毛巾、牙膏跟鹽巴這些根本沒用，催淚彈煙霧屬於有毒氣體，再加上你不確定執法單位使用的是否是過期催淚彈，一旦吸入，是會對人體構成影響，最好還是給自己買一個好的面罩吧！”

我心裡默默地念著，不是公司提供的嗎？